19日热点：传库里不满杜少高薪 书豪险返尼克斯

而在研究了當時的台灣人與後來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之後，張若彤發現了「文化衝突」這個論述的盲點。

誠如前述，正是因為日本作家，是由日本社會文化與社會化經驗所形塑的，所以作品具有日本的價值觀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存在正當防衛原則和行使適當的武力，這些原則，是我們授權國家、社會團體和個人可以在有限程度上，運用暴力行為去阻止和解決危機，或是透過這些暴力維持社會和平。

要說到描寫複雜的反派，或是複雜的政治情結、社會狀態的作品並不是沒有，《轉生史萊姆》、《轉生蜘蛛》、《OVERLORD》都對政治、種族多有描寫，例如《晨曦公主》的反派，就是為了大局背叛國王，並且將女主角流放的青梅竹馬，雙方儘管保持敵對，感情方面卻是藕斷絲連。或是像《OVERLORD》那樣，完全無視於異世界的文化、社會體制，單純以主角自身想法，去影響異世界的人事物。哪怕是《進擊的巨人》都存在「擁有巨人之血的人類，可以有意識的變化成為巨人」這樣的設定，顯示出故事背後更宏大的陰謀面。又或是說，在我們要如何創作文章作者所期望的那種故事，同時符合消費市場對娛樂產品的需求。在此過程當中，讀者勢必可以、也必須去反思「假如他沒那麼做會如何」，就如同許多作品不一定會留下一個讓人滿意的結局，就像是《鬼滅之刃》，要閱讀文學名作《罪與罰》、 《戰爭與和平》 、《人間失格》，或是觀賞《鍋蓋頭》、《瑞克與莫蒂》、《辛普森家族》等不同類型的創作，都是如此。

但是「過度的暴力」在普通日本ACGN作品中是少見的，過度暴力往往也是會招致讀者批評，比如《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就受到不少觀眾反應主角復仇的方式太過殘暴，即便他在第一輪人生中遭遇了那麼多不人道的虐待，為主角的扭曲性格找到出口。畢竟，這些作品主打「戰鬥劇情」，卻沒有戰鬥，或是總是小打小鬧，那是非常突兀的，這好比《虹彩六號》明明是一部關於特種部隊的小說，但是遊戲《虹彩六號：圍攻行動》卻放出他們在競技比賽的預告，這從故事設定上看起來是超級違和的。」 政治壓力的威嚇，使權力無所不至地滲透民間所有最細微的層面，且人人自發地受其影響，本來權力到不了的地方，也藉著這種「毛細管作用」，而達到其目的。

」 王汎森認為，過去的研究偏重「自上而下的禁抑」，比較忽略「自我壓抑」的效應，但這正是文字獄的威力所在──人們為了避免犯禁而獲罪，紛紛展開近乎神經質的自保行動：在別人可能告發之前，便暗地裡自行竄改、塗黑、挖空、焚棄那些疑似會犯忌的著作。王汎森著重探討在政策壓力之下，形形色色、暗自進行的「自我壓抑」活動。他緊抓儒家的「綱常名教」，告誡世人：皇帝是「天下主」、「人倫之極」，所以是一切對錯、賞罰的決定者。才52歲卻自稱梨洲老人，開始撰寫《明夷待訪錄》，思考為何「三代以下有亂無治？」到底怎樣才是理想的君王、理想的國家體制？ 「明夷」是《周易》第卅六卦，卦象是「火在地下」，象徵「光明潛入地中」，黑暗時代來臨。

他少年誅殺奸臣，中年為反清復明到處奔走，轟轟烈烈了大半生，卻為了躲避清廷追捕，藏在為父親守孝的墳前。只有黃宗羲自己明白，他的著作必須流傳下來，作為「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梁偉賢｜編輯、攝影：林俊孝） 清朝康熙元年（西元1662年），明朝流亡的桂王被殺，等同宣告大明徹底滅亡。一般對權力的論述，集中在它強大的、公開場面的展示，傅柯卻注重權力在細微的日常空間、私人領域的作用。而且不限書籍，還包括詩帖、畫作等，許多文物便因此遭到破壞。滿清為了鞏固政權，從順治到乾隆約130多年間，發起了160到170次的文字獄。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美術設計：林柏希 《明夷待訪錄》出版時，當年跟他出生入死的朋友們都很不諒解，認為他自比「明夷卦」中的箕子，要向「武王」（即當時的康熙帝）進獻治國之道。Photo Credit: Zhangzhugang CC BY-SA 3.0 《明夷待訪錄》的前身《留書》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從現存的文獻來看，《明夷待訪錄》並未被列入禁燬目錄之中，但文字獄的漣漪效應，使人們長期不敢出版、販售此書，以至於湮沒了150多年之久。《明夷待訪錄》被後人與法國大革命催生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比較，認為具有劃時代的地位，然而，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現為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的王汎森院士卻說：「其實《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

」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美術設計：林柏希 王汎森稱這種現象為「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概念受到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啟發。聽聞消息，黃宗羲（1610－1695）絕望痛哭。

不然就是不寫、不出版，就算刊出也收回焚棄、燬版。這些在每個小細節自動自發的行為，不限於京城、江南等中心地帶，還波及邊陲的雲南。

這種殘酷的案子一而再地爆發，造成人們心裡的極大恐懼。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以箝制思想 乾隆在位時雖為盛世，但清朝約170次的文字獄，光他就包辦了135次。每一次都牽連極廣，刑罰極酷。不僅一般人民，即便皇親國戚、高官親貴也都如此自我約束，造成無數書籍被銷毀，達到清廷箝制思想的目的。王汎森說：「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人們面對政府的壓迫，自有解決之道。清末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質疑《明夷待訪錄》為何都沒有聲討外族的言論？直到1970年代，《留書》（即《明夷待訪錄》的前身）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人們才明白，或許黃宗羲在壓力下，也不得不自我收斂，刪除掉犯禁的內容，以求自保。

乾隆對於如何當皇帝，擁有比任何人都更清晰而宏大的概念。黃宗羲還稱讚康熙是個好皇帝，甚至允許自己的兒子跟學生參與編纂《明史》，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雲霧。

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是要在黑暗的時代，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等待有朝一日能夠實現。如順治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從編者、作者、到刻書的工人、賣書的商人、只是掛名的士人、甚至初辦此案的官員，株連而喪生者達221人，且犯人的婦女還成為奴隸，波及人數近2000人之多。

他是人民的「君」，更是人民的「師」，有代表上天教化人民的權能。另一種卻是，因為自我壓抑，使政府禁令發揮的作用，比原本所想的更為廣大。

「皇帝」被乾隆推到前所未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刪竄者的身分，包含原作者、刻書者、編者、再版者、後代子孫、藏書家，甚至讀者。連他都如此，其他人的處境便可想而知。而許多清初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作品，更是大量被竄改、焚燬，以至於消失。

」王汎森雙手揮出：「文字獄的威嚇力，好像投石入水的漣漪，一件事擴散到無數的事情，影響了許多的人國際法上國家之承認，原則上屬於『無條件與不可撤回的』，當時承認之相關要件迄今仍存在。

2021年2月5日《中央社》一則標題為〈外交部：中國施壓蓋亞那終止設處協議，顯邪惡本質〉報導略以： （台灣）外交部昨天（4日）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與蓋亞那合作共和國（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1月11日簽署設處協議，「台灣辦公室」已於同月15日展開初期運作，該辦公室具備官方代表地位，意義與「代表處」相當，不過，蓋亞那隨後遭中國敦促「修正錯誤」之後，旋即宣布終止該項設處協議，並重申未與台灣建立任何外交關係。「如果是『詢問』意見的話，那我可不可先回去問過家人後再決定呢？不過深恐初次外放經驗不足，有辱使命，尚請部長另派幹才前往」，我試圖以家庭因素考量為由，婉拒此次人事派令，「經驗不足，沒關係，會再派『幹才』和你一同前往，只要跟著學就行。

翌（2）日晨外派部令發布：「茲核定：楊俊業調派代駐蒙古代表處秘書（新職相當三等秘書）」，驗證部長的接見並非「徵詢」而是一場「面試」。因此，同（200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再以「有關外蒙古是否為中華民國領土問題說明」新聞參考資料，特別列舉四點「事證」，以茲佐證： 民國35年我國憲法制定公布時，蒙古（俗稱『外蒙古』）獨立已為我政府所承認，因此，當時蒙古已非我國憲法第4條所稱的「固有之疆域」。

「剛才召開了蒙古設處記者會，你應該知道吧。2002年2月28日行政院張俊雄院長內閣時期，發布行政命令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將蒙古排除大陸地區之後，等同實質「承認」蒙古獨立，惟礙於憲法、歷史及政治等複雜因素，當時多數台灣人民無法正視與瞭解，蒙古早已脫離所謂「固有疆域」的事實。」 行政院92年4月16日第2834次會議院長提示：「（一）蒙古國早就是一個主權國家，並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與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正式外交關係，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自應尊重國際社會的共識。（台灣）外交部對於蓋亞那政府在雙方同意對外發布新聞後，在不到24小時之內，卻因中國政府施壓而片面宣布終止設處協定深表遺憾，並對於中國再次霸凌壓縮台灣國際空間及台灣人民參與國際事務之邪惡本質，表達最強烈不滿與譴責等云云。

現在要徵選幹才前往，並詢問派你去的意見」，部長簡潔明確切入主題。民國91年1月30日行政院發布修正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將原條文「本條例第二條第二款所稱大陸地區，包括中共控制之地區及外蒙古地區」，修正為「本條例第二條第二款之施行區域，指中共控制之地區」，已不包含外蒙古。

外派蒙古前，我在外交部負責的業務範圍即包括當時由「蒙藏委員會」移交而來的「蒙古檔卷」，因此對於台蒙雙方設處的歷史背景及交涉過程有所掌握。」 蒙古被排除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深層涵義，即不再將蒙古視為「大陸地區」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憲法地圖遂由「秋海棠」變為「老母雞」，使得台灣政府在蒙古烏蘭巴托（Ulaanbaatar）設立代表處的訴求，得以「合理化」。

上述台灣對外設處的艱辛過程報導，令我憶起2002年9月1日台灣與蒙古政府亦曾分別召開記者會，同時宣佈互於雙方首府設立官方代表處的往事，因為當年時任「三等秘書」的本人，正是台灣外交部首批派赴「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的三名官員之一。「你變胖了？」部長見到我立刻說。